清晨的車間還帶著夜的涼，我蹲下身，指尖碰了碰待加工的鋼板——這觸感，我熟了十年。從2015年背著工具箱走進來，到現在身后跟著幾個年輕徒弟，我手里的大小扳手、尺子都換了好幾茬，磨破的帆布手套能湊成一打，可每次拿起圖紙時，心里那股熱乎勁，從來沒涼過。他們都叫我“官班長”，可我更愿意說自己是個冷作工：冷的是鋼鐵，熱的是琢磨活兒的心，還有藏在鐵件里的那個夢 ——水電的奔騰、風電的旋轉，我得為它們拼出“筋骨”。

剛入職那陣，學的第一道工序就是風電塔筒組對，那會兒我連風電塔筒組對的基礎流程都摸不著門道。看著一堆弧形筒節、法蘭盤和加強筋，不知道該先對哪個基準，更分不清拼接時的錯邊量該怎么控制。師傅站在旁邊，看著我把筒節拼得歪歪扭扭，螺栓孔對了半天都對不上，沒罵我，只把一塊風電塔筒的法蘭盤放在我面前：“這玩意兒要裝在幾十米高的塔筒頂上，連著葉片和機艙，差一毫米，風機轉起來就可能晃，時間長了整臺設備都得出問題。冷作工的眼，得比激光準直儀還尖；手里的找平桿，得比水平泡還穩。”

那天我練到車間只剩我一個人，反復用卷尺量筒節的圓度，用撬棍一點點調整錯邊，胳膊被冰涼的筒壁硌得發紅，額頭上的汗滴在法蘭盤的螺栓孔里，暈開一小片水漬。可當最后一組筒節拼完，用水平儀一測——圓心偏差剛好在標準范圍內，法蘭面的平面度數據也不差時，突然就懂了：我手里的活兒，不是簡單的“把鐵筒拼在一起”，是要托著“讓風轉起來、讓電送出去”的念想。那時候的夢想，小得具體：明天能把組對的速度提快點，下次能獨立完成一節塔筒的拼接，不讓師傅再跟著操心。

后來跟著班組去水電工地支援，任務是安裝水電站的閘室埋件。站在剛澆筑完的閘室基坑里，抬頭能看見上方橫跨的吊機臂，腳下是還帶著水泥潮氣的預埋槽道，身旁堆著一排排沉重的錨筋和鋼襯——這些都是要牢牢固定在混凝土里的“根基”，得我們親手校準、焊接、澆筑。

老師傅踩著腳手架爬上來，指著閘室兩側的預留位置說：“咱現在裝的這些埋件，將來要托著閘門的軌道，閘門升降全靠它受力。要是位置偏了一公分，閘門要么卡殼關不嚴，要么漏水沖壞壩體，下游的安全全在咱這手里的準頭里。”

我蹲在預埋槽道旁，伸手摸了摸剛焊好的錨筋焊點，金屬的余溫混著工地的塵土味撲過來。正好趕上上游水庫開始少量蓄水，遠處傳來水流過導流洞的轟隆聲，老師傅說：“等這閘室完工，閘門一落，水能存住，機組才能轉；閘門一提，水能泄洪，下游也安全。咱裝的這些‘鐵疙瘩’，看著不起眼，卻是水電的‘腳’，沒它，啥都轉不起來。” 那一刻突然鼻子發酸——原來我這雙沾著水泥灰、磨出繭子的手，也在給“讓水發電、保一方安瀾”的事搭著架子。

夢想這東西，在工地上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話，是用水平儀反復校準埋件時的較真，是焊接錨筋時盯著熔池的專注，是用全站儀測完位置“誤差在兩毫米內”的踏實 ，每一下調整、每一個焊點，都是在給水電的“筋骨”扎牢根基。

三年前當上班長，肩上的擔子沉了些。有個年輕徒弟總跟我抱怨：“班長，天天對著這些筋板、校尺寸，干的都是‘埋在地下’‘藏在墻里’的活兒，有啥意思？”

我沒跟他講大道理，午休時特意把他帶到車間閘門埋件的成品區，指著堆在一旁的水電閘門埋件——有帶著密集錨筋的門槽鋼襯，有銑得平整光亮的止水座板，還有鉆滿定位孔的閘門連接板。

“你別覺得這些鐵件不起眼，” 我蹲下來，指尖敲了敲反軌上的焊接坡口，“這組埋件是要裝在滇中引水的閘門井里的，將來閘門升降時，就順著咱裝的這些埋件上行走，止水座板得嚴絲合縫接住閘門的止水帶，差一毫米，就達不到封水效果”。我又拿起測量儀器指著眼前制作好的產品：“你看這面的平整度，咱用水準儀測量了八遍才合格。將來閘門關上，止水帶壓在這上面，才能擋住水。咱干的不是‘埋著藏著’的活兒，是水電的‘地基’——沒有這些埋件把閘門穩住，水發不了電，防洪也沒保障。你說沒意思？咱的扳手擰緊一圈，就是給千萬家的光明和安全多上一道保險，這咋能沒意思？”

有人問我，十年守著車間，不膩嗎？我指了指手上的老繭：“你看這繭子，都是大小榔頭磨出來的；你看那些成品，是咱們一榔頭一焊槍敲出來的。水電要穩，風電要牢，咱冷作工的活兒，就是給這些大家伙‘打底’。我這十年青春，沒浪費在虛頭巴腦的事上，都融進這些鐵件里了，它們去了大江大河，去了高山曠野，替我看著水怎么發電，風怎么轉，這就是我的夢想。”

現在每天開工前，我還是習慣先摸一摸鋼板。涼的鐵，熱的夢，十年沒變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還想帶著徒弟們多琢磨些新活兒，把圖紙看得更細，把產品裝配尺寸做得更精準。畢竟水電的水還在流，風電的風還在吹，我的夢，還在每一次精準對接的金屬縫隙里閃著光呢。